体会刘恒

翻遍15年前的报道，没有找到刘恒的名字，分明记得是我最早采访了这位出名前的腕级作家。

本来是准备采访陈建功的，当时陈建功已经出名，他早期的作品《单凤眼》、《飘逝的花头巾》等曾经令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十分崇拜。

拨通陈建功的电话，他说：“别写我，写写刘恒吧。他将来一定很有成就。”那时我在的媒体，是本市发行量最大的市民报纸，其影响在全国也是数一数二。陈建功却将“出镜”机会让给了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新人。听得出来，他是十分真诚和由衷的，我也绝对相信他的判断。只可惜，当时报社希望先报道60岁以上的名作家，刘恒的稿子就搁置下来。后来终因我去生小宝宝而没能完成这个报道。

现在想来十分内疚，我辜负了陈建功的指点。刘恒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，如果当时及时见报，不仅是“独家”，而且是“首次”。每每看到他今天的成绩，总使我想起发生在1986年的事。

那天我约了刘恒，在他当时工作的杂志社门口见，他推辆旧自行车，衣着很朴素，穿双塑料底的“懒汉鞋”，用“不修边幅”来形容，恰巧合适。

日前偶然在电视中看到今天的刘恒，还是那模样，不过有些发福。他写了那么多好作品，又频频“触电”，却很少曝光，基本低调，这与我当年对他的感觉相符，他身上有种掩不住的朴实，否则写不出“贫嘴张大民”。

我们具体聊了些什么？已随岁月无情飞去，但是有一句话却十几年在心中定了格，那就是刘恒告诉我，他起先只是业余爱好写作，下班回家就不停地写，有一段时间一段话写了改，改了写———“就为了练习怎么才能少用一个‘的’”。

这话起码包含了3点含义：第一，任何人成名之前，都必须交付超于常人的努力，所谓“要想人前显贵，必得人后受罪”；第二，刘恒是一个非常刻苦的作家；第三，他对自己的创作精益求精，希望能成为全方位的优秀作家。

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，无非以3个途径取胜———或立意深刻、意境非凡；或情节曲折感人、人物命途多舛；或语言洗练、优美、幽默、个性鲜明。事实证明，三者有其一做到过人，已是十分不易；假若全面发展，必有成大家的可能，比如前几日提到的撰《红楼梦》之曹雪芹。身边的今人作家也有实例，只是笔者才疏，不敢妄言罢了。

《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》发表后在《生活时报》最先连载。读之，身边总晃着当年刘恒的影子。我以为，无论从语言到情节到作品的内涵，这都是他的绝佳之作。拍成电影和电视剧，均没能体现原作的精髓。人们喝彩，说它是城市底层百姓的生活长卷，平凡人繁杂的吃喝拉撒、喜怒哀乐无不淋漓尽致，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。说得不错，在男女老板、情人、青春偶像成群结队的银屏上，人们终于从张大民这儿窥见了些许真实。

还有人捧腹张大民的满嘴贫话——久违了，来自生活的幽默。

我却更多地看到了捧腹之后的眼泪——这是一部中国的黑色幽默。

“眼泪”的含义，并非指作者的感愤，也非主人公的不幸，或是读者的同情，而是当代中国人对生存状态的认知，以及在这种认知下找到心理支点的感动。“幸福”二字，是全作的要害。张大民幸福吗？沉重的生活负担，一档接一档的愁人事，恐怕中等生活水平的人也不会觉得他幸福。但是张大民确实“幸福”，他总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，一串串憋不住的“贫话”出自内心的善良与机智，他不愿身边的任何亲人为暂时的困难感到伤心和不快乐。他也没有高尚地把困苦都自己吞了，那他熬不了几年就得得癌症。他只不过尽量地调整好自己的心态，找到一个最积极的办法，然后竭力感染大家。他从不幻想天上掉馅饼，不和别人做无谓的比较，也不怨天尤人，只是平静地接受命运的挑战，快快乐乐地去努力争取。张大民的“幸福”就在这里。这个最普通的人最简单的幸福，却是千千万万高高低低的芸芸众生所不能得到的，不管什么职业什么阶层的人都会说：“生活太难了，压力太大了。”那么，做一次张大民怎样？